构造或改变了原偏旁。这类现象，习惯上称之为‘讹变'。”
张桂光先生在《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中说：“所谓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指的是古文字演变过程中，由于使用文字的人误解了字形与原义的关系，而将它们某些部件误写成与它意义不同的其他部件，以致造成字形结构上的错误的现象。”
董琨先生在《古文字形体讹变对 <说文解字>的影响》中说：“到了小篆或在更早的阶段，字形在演变过程中发生讹误，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与字义的联系，这样的变化，就叫做“‘讹变 ”。
上面三位学者都是在古文字研究中提到了讹变，林志强先生认为(我们对于讹变现象的研究，还应该把眼光扩大到整个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一种较客观的认识，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在近期的一些论文中，研究者在界定讹变定义时，不再局在古文字阶段，在新近出版的张桂光先生的《汉字学简论》中，他就把讹变的定义从古文字阶段延展到整个汉字演变过程中。
二、讹变的原因和具体类型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对讹变原因做了探究，张桂光先生在《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一文中的阐述比较精辟。他认为假借字、形声字的不断增多，以及易产生形似部件的书写工具是产生古文字讹变的两大动因。在殷商时期，文字还处于直观的象形表意阶段，讹变字并不多，随着汉字数量的大量增加，假借字、形声字大量产生，使人们对文字部件的形义关系越来越陌生，加上文字的书写工具比较原始，刀刻或模刻等都难以做到圆转自如，因此，产生误写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观点在其他学者的文章中也能看到，可以说是对汉字讹变原因的共识。
林志强先生认为“只要有演变，只要有变异与规范的矛盾运动存在，都可能有讹变现象产生。”对于整个文字发展过程来说，这种分析是很恰当的。
季素彩先生在《汉字形体讹变说》中对讹变的原因做了较全面的归纳，他认为“汉字形体讹变的原因很复杂，有汉字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汉字发展的外部原因”。从内部来说，汉字形体讹变适应了汉字表音、简化的发展规律、适应了汉字结构的内部平衡律、适应了汉字的孳乳和分化、为“亦声”说提供了立论依据。从外部来说，汉字形体讹变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促进汉字形体讹变的产生。
以上的分析代表研究者们对讹变原因较深刻而具体的认识。从中可以发现，讹变做为汉字演变的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其原因是极其复杂，但似乎与汉字的常规演变或称为正变一样离不开宏观的社会发展和汉字自身演变的内在规律的左右。文字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文字本身的发展也是历时漫长的复杂过程，字体不断变化，甲骨文、金文向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发展和演变，文字的使用者辗转抄刻，都会给讹误的发生创造条件。
通过阅读，我们发现，只有部分研究者试图给汉讹变现象进行分类，而且其分类大多跟讹变的原因（即前面提到的汉字发展的内部规律）相联系。汤余惠先生认为：“战国文字的讹误主要不外乎改变笔势，苟简急就和形近误书三种情况”。张桂光先生“把它们按支配其变化的因素不同而归纳为若干类型”。
张桂光先生的分类比较全面而深入。引述如下：1、因省简造成的讹变。如：员、贞、质。2、因偏旁同化造成的讹变。如：军、冢、戎。3、受汉字表音化趋势影响造成的讹变。如：圣、逆、楚、凫、孜、饮、皇。4、因割裂图画式结构造成的讹变。如：若、蠃。5、因一个字内相邻部件的笔画相交形成与别的偏旁相似的形象造成的讹变。如：丞（拯）、鲁、折。6、因装饰性笔画造成的讹变。如：万、易、保。7、以文字形体附会变化了的字义造成的讹变。如：丧、章、乡。8、因时代写刻条件和习惯影响造成的讹变。如：屯、祝、奔。 三、对讹变内涵的探讨 从表面看，讹变使汉字丧失了原来的形义关系，似乎是一种无规律、无理据的错误演变，但上面已经说到，研究者通过对文字讹变原因的探讨发现讹变与常规变化或称为正变一样受到社会发展和汉字自身演变规律的双重制约。因此，讹变作为一种特殊现象，仍然无法离开汉字总体发展趋势的制约。
高景成先生认为：“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是一条大的规律，而他们的合并和讹变则是其中的两条小的规律。合并和讹变也常常是减少笔画和简化结构的一种手段。”
季素彩先生也认为：“这种形体讹变（适应了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讹变）受汉字演变的规律所制约，也可以说是为了顺应演变规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张桂光先生认为：“讹变都受简化、声化、规范化趋势制约，偶然出现违背这种趋势的现象是可能的，……”
尽管讹变受到汉字简化、声化、规范化总体趋势 的制约，但其毕竟是非常规的演变，与常规演变的原因和本质都不相同。常规演变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讹变大都源于误解和误写。因此，也有学者在论述中提醒大家注意二者的区别。如金国泰《汉字讹变三题》中提出：分析汉字讹变现象，应防止误认简化为讹变，否则，就会夸大讹变的数量，就可能在具体的文字现象中，不自觉地低估了人对文字的控制作用。
透过汉字讹变现象，多数学者再次透视出汉字的性质：符号性。
张桂光先生认为：“文字作为符号，只要利于交际，便于使用，在结构上有些错误的化也是允许的。” 林志强先生以“射”字为例，证明了讹变的过程确实存在着违背简化、声化、规范化的趋势，并提出：讹变之所以“能积非成是”，是因为“人们对汉字作为一种记录汉语的符号这一性质的有意无意的认识和肯定”。
这方面的观点也散见于其他研究者的论文中，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四、对讹变作用的探讨 汉字讹变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大多数学者都看到了既矛盾又统一的两方面。
从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上透视出的汉字的符号性，说明了汉字讹变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其作用依然是积极的。但讹变以丧失原有的理据为代价，确实给汉字字义的理解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下面把研究者们在这方面的分析做个概说。讹变丧失了汉字原有的形义关系的理据，在甲骨文出土前，为人们辩识文字的意义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阙如和对某些字义的误解。董琨先生提出：这种现象（讹变）对于重视“形训”的传统训诂来说，无疑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是他也提出：“《说文》在字形分析方面常有不尽准确乃至谬误之处，然而对于字义（亦即词义）的描写却每每差强人意，完全谬不可取的甚少。”这反倒让人们感受到了“《说文解字》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和丰富内涵。”
王海平的《汉字形体讹变浅说》中这样总结：“从结果上看，讹变造成了两种字：一种是无理据的字，这些字有着消极的作用；另一种字就是有理据的字，这些字仍能够判断出理据，而且更清晰更简单，所以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前面提到的‘泉'字，原来像泉水涌出之形，后来用‘白水'连文表示泉水的清澈，新的形体与新的理据在新的层面上达到统一，既适应了汉字字体演变的需要，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使理据得到了强化。”也有的研究者通过对讹变后的字形产生的新的理据进行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它们所承载的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古敬恒、李晓华在《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一文中，通过对《说文解字》中对“乳、孔、射、封”等字的解说分析出：玄鸟的图腾崇拜遗风在许慎所处的东汉时代依然存在着；影响整个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许慎的解说有很重要的影响。季素彩先生也认为“每一个古文字都是一个文化宝库，即使是形体讹变字，在以讹传讹的过程中也携带许多文化信息。”从总体上说，讹变的积极作用应该胜过消极作用。
关于讹变的研究意义，大多数研究者持积极态度，从讹变本身的性质来说，它是汉字形体发展规律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现象，因此：研究古文字形体讹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古文字的结构和演变的规律；有利于进一步考释古文字、订正前人考释之失；有助于通读文献材料和校勘古籍”；“它的过程变化的特殊性，为汉字发展过程造成了新的具体的特点，从而丰富了汉字演变的内容和规律，对这些特殊的现象进行认真分析和归纳，有利于汉字溯源研究及进一步认识汉字的演变规律。”目前，讹变现象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研究也在填充汉字文化学领域的内容、也使讹变研究呈现了新的面貌。
综上所述，汉字讹变现象已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文字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也已在讹变研究中普遍运用，对汉字讹变现象的一些重要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目前为止，依然缺乏一本较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专著。学者们对古文字的讹变现象关注较多，但八十年代张桂光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依然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篇文章，后人的突破不多。另外，由于某些古文字形义关系的理据，各家有自己的理解，对某些讹变字原因的归属不统一。对整个文字发展过程的历时研究较少，对隶变楷化及解放后的规范字的讹变现象研究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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