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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翼先生《说“烛”》（《汉字文化》2005年第2期，以下简称李文）一文认为“古时之‘烛’，有二义，一为火炬，一为蜡烛。”“火炬之‘烛’，烛之原始。《说文·火部》‘烛，庭燎，火烛也。从火蜀声。’声符‘蜀’兼示义，为‘葵中虫’，居葵中逐渐食葵使之枯萎。烛象蜀形，点燃后逐渐燃尽，故从蜀得声。”
从先秦文献的语言记载及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来看，“烛”之原始义当为“火炬”，“蜡烛”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烛”之“火炬”义，李文已有多条文献例证，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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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例，《仪礼·既夕礼》：“二烛俟于殡门外。”郑玄注曰：“烛用蒸。”“蒸”，《说文》：“析麻中干也。”《周礼·甸师》云：“以薪蒸，役外内饔。”郑玄注云：“大曰薪，小曰蒸。”《说文》：“熜，然麻蒸也。”可以看出先民以燃“蒸”等物作“烛”，“烛”之“火炬”义可明矣。然李文认为“烛”之词源义为“蜀，即葵中虫，烛象蜀形”，则有皮附、草率之弊。按，“烛”乃“主”的孳乳字。《说文》：“主，镫中火主也。从呈象形，从 ， 亦声。”据许慎立的“ ”部，“ ，有所绝止，而识之也。即 是古句逗的标点符号，并不是语言 |
符号，而“主”与 没有任何形、义上的联系，“主”纯为象形字，上面的点乃是火炬。“烛”最先燃“蒸”等材料为火炬，须“手持”之，如《周礼·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烛。”《仪礼·士丧礼》：“烛俟于馔东。”郑玄注曰：“火在地曰燎，执之曰烛”。李文亦举郑玄注“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周礼·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按，“坟”训“大”。）认为“与室内之烛可秉相对，有树之于地的大烛。”但据“烛”在先秦文献中的用例来看，我们认为郑玄所说的“树于门外”当理解为“执烛于门外”，而不是“树之于地”。“烛”后放入如“镫”等容器中固定。故篆文依托“镫”形彰显“主”之“火炬”义。“主”后假借为“君主”义，在字形上不能明确显示其“火炬”义，于是增加意符孳乳为“炷”，如王粲《汉末英雄记·董卓》：“守尸吏暝以为大炷，致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又以“蜀”更换“主”为“燭”，“蜀”上古音禅纽屋部，“主”章纽侯部，侯屋对转，章禅旁转。“燭”继而简化为“烛”，变成名副其实的形声字，在字形上与初始象形字“主”已绝缘。燃“蒸”为“主”，并须“手持”之，故“主”有“直立”形象特点，沿此派生出“柱”、“驻”、“注”等同源词。“柱”表直立之木，如《礼记?间传》：“父母之丧。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纳。”“柱”至今仍是一个常用词。“驻”，《说文》：“马立也。”“注”，《说文》：“灌也。”皆取“直”义。从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来看（详见李文），到东汉前后“蜡”代替“蒸”等物，蜡制的烛开始出现，虽然制作材料改变了，但语言群体旧瓶装新酒，仍沿以旧名“烛”称之，于是“烛”之所指完成了从“火炬”到“蜡烛”的转变。顺便说明的一点是，“烛”先须“手持”之，后置“镫”容器中，于是由“镫”孳乳出新词“燈”来指称放入容器中“烛”，后又简化为“灯”。在目前所见先秦文献中“燈”仅见一例，周?尹喜《关尹子》：“惟其爱之无识，如锁之交，观之无识，如灯之照。”到秦汉时期用例亦不多见（毛亨《诗传》、郑玄《三礼》注中未见一例），《汉书·列传?王莽（中）》：“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论衡·须颂篇》：“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可见在上古是以手持之“烛”为主要的照明工具。
综上所论，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者，是一种表意文字体系，但其主体组成部分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在表音的同时有着示源的功能，这是义存于声这一实质性音义关系在文字上的反映，如 “皮”本指动物的表皮，《说文》：“剥取兽革者谓之皮。”故孳乳出一组表“外表物、外加”义的同源词：被、披、帔、彼等。但是声符寓义并不是指声符偏旁的字形本身就体现着词源，在典籍口授时期，字无定形，往往采用音同音近者来记录同一个词，如“秉”孳乳为“棅”，但在书写过程中，人们用与“手持”义毫无关系的音近字“丙”代替声符“秉”而写作“柄”。因此声符示源其实质是“声示源”，而非“符示源”。“主”沿音经过文字一系列的变更，最后字形“燭”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而李文蔽于字形，直据“蜀”字义，得出“燭”之词源义为“象蜀形”，实不能脱臆测、附会之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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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平2007年第1期（总第75期）汉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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