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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金饼从形状上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汉的金饼。的确，尽管时代差距很大，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唐代金饼仅在山西省平鲁县屯军沟唐代窖藏出土，一共4件。从实物看，唐代金饼制作极为粗糙，无铭文，形状似圆非圆，背面低凹，成色仅80%，而且4件金饼大小重量不同，其中一件有被使用过的痕迹，是典型的称量货币。据说这种金饼又叫坛子金，铸造方法简单，是将熔化了的金倒在坛子里铸成。
唐代银饼则极具特色，已开始规范制作，其上凿刻或墨书铭文，内容涉及铸造部门、人员、重量、年月、白银来源、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名等等，如“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从银饼铭文内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白银已被应用于租庸调、税口银、市场税收等赋税方面。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银饼22件，其中4件刻有铭文，内容分别是:“涛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两种。这4件银饼系庸调税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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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调十两银饼 录《中国历史银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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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税十两银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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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0年，在唐德宗推行二税法前，全国基本上是实行以丁身征税对象的租庸调制。每一成年人，每年要交纳粮食两石，这是租；交纳自产的绫、绢、施各两丈，如果是布还要加1/5，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果不服，则要每天缴纳三尺绢，这是庸。庸调一般用布帛交纳，不用白银，只有产银和用银的岭南等地，每年才用白银交税。怀集县、洊安县属岭南道广州，是产银用银的地区，用银纳税合情合理。唐开元、天宝开始，租庸调制遭到破坏，统治者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把庸调所收之布帛，折变成轻货，运到京城国库，这就是“变 |
造”制度。可见，洊安、怀集出土的4件“庸调银” 银饼，应该是洊安、怀集两县的庸调布帛，折变为银，铸造成饼，送交到京城国库的东西。
同时出土的还有铭文为墨书的12件银饼，铭文内容为“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东市是长安城著名的商业市场之一，当时在长安有东西两市，并在东西两市设京都市令和平准令等官员管理市场。“市令”是管理市场的官员，平准令是平抑物价、监督物价的官员。显然，东市库银饼是东市平准库之物，也有可能是官营商铺交纳的税钱，兑换成银，铸成银饼。
同年，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银饼一件。形制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庸调银饼相似，刀刻的铭文内容为“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税口银”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口税折换成银，上缴到京城的税银。“纳官朱义”即主管纳税的地方官员朱义。“通州”属山南道，位于四川达县。这件银饼就是通州上缴京城国库的税银。
这件银饼和何家村4件银饼一样，铭文都是用刀刻的。唐代政府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写上交纳的州县名、日期，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一般物品尚且如此，赋税银饼更是不能例外。曾见过一件一两银饼，铭文是“天宝十年税山银专知官彭崇嗣等”，系刀刻，很值得怀疑。(共1261字)
【引用信息】李晓萍 著.金银流霞：古代金银货币收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第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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